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论北伐事，大意谓东晋人物其志未尝不在天下，但当审时度势以行，不能以逞兵为务。所谓审时度势，在我看来，主要是观察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参考这一见解，评论东晋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气节的，他甚至于抨击“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乎？”但王夫之评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亦曰：“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
应当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举的对桓温的其他各种见解，我认为许多意见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传》记他死前曾向桓冲分析与王、谢家族的关系说：“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桓温所料，是顾及时望，合乎情理的。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门阀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
《朱子语类》一三六“历代”三曰：“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按指海西公）。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朱熹论桓温未做“二十分贼”，我意相同。只是朱熹完全视之为桓温自我约束，我则归之于门阀政治格局束缚了桓温的手脚，使他不得不有所收敛，“未至太甚”。再越三十年，东晋门阀相维相制的政治格局历经破坏，桓温之子桓玄“做贼”时，再也没有谢安之辈当道阻拦，终于做成了朱全忠，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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