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林哲佑的小说是对因不正当暴力丧命的人们迟到的悔恨和哀悼的产物。众所周知，在他的文学出发点上坐落着“1980年5月的光州”这一火的感受。这场由统治者的不讲理且实施残酷镇压引发的亘古未有的事件，是我国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丑闻，其产生了大量的负作用。更重要的是，该事件在权力的暴压之下，一直未能以真面目示人，而且还长时间禁止对那些牺牲者表示哀悼。尽管大屠杀酿造了众人丧亲的哀悼，但强权一直压制人们绝对不能正式地对死者表示哀悼。林哲佑的小说就是这一畸形时代中的产物。自此，在无辜的冤魂和作为幸存者有义务为死者鸣冤、作证的作家之间，将发生心理上的债务关系。作为幸存者，作家必须不断地揭露事实真相，而他被笼罩在唯有自己能完成该项任务的驱迫感之中，因此而苦恼。[7]而冤魂们会来找作家，嘱咐他别让自己白死，给他无形的压力——督促他写作。就如“受压迫者的归还”命题所示，该受压迫、被密封、被隐藏的，它们只是苦苦等着重见阳光的那一天，像幽灵似的徘徊在生者的身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无法保持镇定。“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不懂真相”，当我一人因亢奋而口吐着白沫述说当时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默默地望着我。……如此，我近半个月未能入眠，白天就觉得双腿飘荡在云层之间。有一天晚上，我忽然觉得心脏要爆裂、头脑要炸裂，受到这一极度的压抑，我就从地板上猛地起了身。“照这样下去，我可能会疯掉的！”刹那间，我知道了自己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之中。我不知不觉地伏在地面，巨大的哭泣声如瀑布般倾泻而出。犹如膨胀地再也无法忍受的空气撕破软管而猛烈地涌出似的！我蒙着被，痛哭了一场，这才稍微平下心来。继而，我不知不觉中做了这样的祈祷：
“上帝，我要把那天的事情写成小说。为了它，要让我献出生命，我也会心甘情愿。请保佑我吧。”
——《涂鸦，谈文学之路》（《文学村》1998年春季刊）
上面的文章叙述了林哲佑在青年时期的亲身体验，因这是一篇能窥探作家文学真诚的稀罕资料，故而令人深受感动。对他来说，写作不是单纯文才的显露，而是与上帝的约定，是赋予自己的使命。这是以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的，全身心的投入及一场凶险的赌博。但是，在上一段中，我们必须要留意一点：并不是作家做上述告白后，才把写作方向定向于“五月光州”，而且他要写的“那天”也并不止步于“五月光州”的真实面貌上。我们有必要回想一点：在作家告白前，他的写作方向已经瞄准了该方向，而且在其他素材作品中，也隐含着“那天”的悲剧。他的小说作品，不分光州事件的前和后，都一律赋予“光州”的意义，都在“光州”的视角上被大家解读。在朝鲜战争前夕发生的“济州岛四三事件”和“保导联盟事件”，以及光州事件以后发生的各种政治社会性事件也同样要通过“光州”这一棱镜，才能显露出清晰的轮廓。
并且，在围绕“光州”作家想象力的轨迹上，占据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便是推迟的哀悼。未能及时送走死者的悔恨和负罪感，这在作家内心世界里成为了未能治愈的外伤的核心。就如生者因无法忘掉死者而感到痛苦一样，未能得到适当的礼遇而死去的死者们不停地回到现实，徘徊在生者的身边。在他的小说里，如此众多的幽灵和疯子出没，幻音和幻影成为重要因素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些幽灵是未能享受天寿，而且也没有受到殡葬礼遇的死者。他们虽然死去，但给人间留下了尚未解决的事宜。他们，他们这些未能在坟墓中安息的幽灵们，会不知不觉间靠近生者发出信号，让生者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让他聆听自己的诉言。在处女作——《狗盗贼》中，作家已经讲述了上述未能履行的哀悼和死者归还的故事。
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是一个在光州就职的站务员。他未能适应整天都坐在售票口售票，简单而重复的工作，整天心不在焉。一日，他接到住在老家伯父的电话。伯父说去年夏天发洪水，冲走了他爹的坟墓。继而，作者介绍主人公幼年时期的故事——爸爸有一天突然发疯，因此妈妈离家出走，最后疯子爸爸因事故去世，之后他只能寄养在伯父家。在介绍完这些情况后，作家再叙述当上站务员的主人公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胡同里经常碰到黑狗。那条狗浑身长满了如黑炭般的毛，它的眼睛发出怪异的光芒。因此，它给主人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条狗的目光“既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还显得很悲凉”。起初，主人公把那条站在洋房大门外的狗送进里头，但后来逐渐感到它每天都在同一时刻等着自己的到来，因此他感到负担，就有意绕开那条胡同。但在结尾中，主人公在经过很长一段时日再碰到那条狗时，恍然懂得它那燃烧的眼光与自己那疯掉的爸爸完全一样！于是，他就抱住那条狗，奔驰在阴暗的胡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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