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回到知州府后，便根据和朝中大臣交换过意见的具体条陈写成奏章，让赵公公送给侍卫，他们会把自己写的奏章通过枢密院设在这里的通道，将奏章以最快的速度摆到老丈人的案头上。
宋朝的执政阶层都是出自士大夫，他们的风气和状态直接关系着大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同样也被王静辉所关注。来到宋朝后他可以阅读到的资料和亲眼看到的事件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大还知道未来六七十年间大宋政治版图变化的大致格局，虽然历史已经在他的手中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但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的。
自历史上的熙宁变法开始后，反对派和变法派开始的时候还都像两个君子一样，但没过多长时间便开始撕下面具，急不可耐的便在大宋的政治泥潭中厮打起来。如果说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为国为民着想而反对赞成某些意见，但很快双方便演化成“为了反对而反对”了。朝廷统治高层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底下的读书人了，天下的士林也为之分成泾渭显明的两个派别。
王静辉知道，本身王安石变法对大宋的经济基础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破坏作用，这些都可以通过时间合适的政策来弥补回来，但熙宁变法中士林整体变质，才是导致大宋灭亡的祸根之所在。“为了反对而反对”，不管对方是不是正确的，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士子都能够找出堂而皇之的反对理由，名利成为天下士子所追求的第一目标，使得北宋晚期这五十年间的士林风气变得极为败坏，连一个苏轼那样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这和士林风气最好的仁宗时代相比简直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北宋的精华全都在仁宗时代出现了，欧阳修、司马光、苏家三父子、王安石等一大片星座都是在士林风气最好的仁宗时代升起的。
治国方针上所产生的分歧这并不稀奇，但为了权力的争夺而使天下士林整体堕落，这还是中国历史上头一次，也就是为什么熙宁变法过后还能够造就了如蔡京这样一大群贪官污吏了。现在王静辉已经不是很担心王安石了，如果按照原来的历史，今年王安石已经执掌北宋朝局，已经开始发动变法了，不过现在他还是翰林学士，虽然影响力不小，但在王静辉的眼中，只要他趁着英宗赵曙还在位，便可以慢慢的施展水磨功夫来改变大宋，至少让王安石感到没有必要发动变法来解决所有问题就行。
士林风气的堕落说到底还是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人格追求病没有深厚的物质经济基业做保障，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皇权，去依附朝廷中的权贵，而历史给宋朝士大夫的评价：“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本朝尚名好贪。”尚名好贪的士大夫极为容易滑入“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经过熙宁变法和以后几十年间新旧法派权力的更替，使得士大夫大多都屈从于权贵，而且在其利诱下将其好贪尚名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并且恶性发展。
想到王安石，让王静辉感到好笑的便是去年他提出来的免役法在楚州和京畿路试行，结果权知开封府的曾公著终于受不了了，而原本历史上出任这一职位的韩维因为性格比较温和，所以不适合这一正在推行免役法的职位，英宗赵曙接受了宰辅曾公亮的建议——让王安石权知开封府！
王静辉在收到韩琦来信的时候，差点儿没有笑破肚皮：自己的免役法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历史上王安石所出的免役法，要说改动也没有多少，基本上可以说是完整“抄袭”，没有想到自己的盗版碰上人家正版了，而且王安石这个正版此时倒成为自己船上的小伙计，这怎能让王静辉不笑破肚皮？
王安石来负责京畿路推行免役法也是他自己强烈向韩琦要求的，而且此时曾公亮也十分看好王安石，所以便向英宗赵曙强力推荐了他来出任开封府。不过王安石确实有两把刷子，一上任后，便风风火火的推行免役法，而且还借鉴了楚州的经验，其效果虽然还不是很理想，但要比他的前任强得太多了，投诉的人大大减少，不过问题是王安石也得罪了不少人。
王静辉知道王安石是头倔驴，估计如果事情到了他的手里，他会尽可能的向自己预期目标靠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有多高，他并不在乎，所以看到王静辉在楚州搞的那套免役法后，其标准也自然向楚州那里看齐。可是两地的现状有着很大的差别，就是王静辉自己也不敢在京畿路强行推行免役法，这种特殊敏感地区要采用其他的办法来实现才可以。不过到底还是王安石，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居然让他给做成了，春秋交两次的免役钱现在只在他的任上交了一次，但其数额巨大，足足顶上五个楚州的免役钱。
当这个消息通过赵顼的信件传到自己这里的时候，王静辉心中真是有些忧喜参半：喜的是免役法只要在楚州和京畿路平稳运行上一两年，相信一定会在大宋全境开始推广，而王安石也会多少认识到吏治的关键；让有王静辉些担心的便是，这中间的功劳少不了王安石的一份，虽然他得罪了不少权贵，但在他的眼中只有皇上是他效忠的人，其余都不在他的眼中，这样的人才是皇帝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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