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名为《生活曾经这样》的自传片断大约截至我27岁左右。当时，我感觉未来的岁月既属于他人，也属于我自己。我不能侵犯他人的版权……人们有隐私权，但是记叙我的私人生活而不牵涉别人的隐私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品尝到这种回忆的愉悦——经常是一种悲怆的愉悦，于是，我开始为我的著作全集写了一系列序言，回顾了所有这些作品构思和写作的背景。毕竟，这些序言也是“一种生活”。
我增补了一些散文随笔，它们是我随意记叙的我生活中的逸闻趣事，描述了世界某些扰攘不安的地方，我突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闯入了这些地方；不过，现在我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一次次旅行与我的写作一样，是一次次逃避的方式。正如我在本书某处写的那样：“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奥登[1]说过：“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那样。”
我游览过的那些地方成为我小说创作的源泉，这种情况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我没有刻意寻找创作源泉，我是碰巧遇见它们的，当我买了往返机票去西贡[2]、太子港[3]或亚松森[4]时，那也许是作家的直觉在起作用。所以，书中就有了我动念创作《喜剧演员》之前对于海地的印象，也有了我对巴拉圭的观感，它成了《与姑妈同游》中一个章节。然而，马来亚的紧张局势却没有产生小说，肯尼亚的茅茅暴动也没有诞生任何作品。美国当局将我从波多黎各[5]驱逐出境或者1948年我在布拉格目睹共产党接管政权的亲身经历甚至没让我写出一个短篇故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波兰没有触动我这个小说家的想象力；尽管如此，1933年以来的政治在我的一些小说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许茅茅暴动为我日后领教更加邪恶的“黄麻袋大叔”做了思想准备，我在马来亚对伏击的忧虑也使我在越南有时经历的恐惧有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写过一些有关法国人所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文章，但是这本书几乎没有收录，因为美国人的越战使早年的法国人越战相形见绌，就像保大皇帝[6]和保录亲王[7]那样，现在没有人会对那些已经销声匿迹的人物感兴趣。
我生活中专栏作家们最钟爱的那些往事片断仍不在本书收录的范围。至于别人隐私的“版权”，我希望我能继续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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