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我来说，五十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庇护十二世[355]凭直觉告诉希南主教[356]：他正在阅读《爱到尽头》（教皇读这本书真是很奇怪）并对他说，“我认为此人有麻烦。如果他碰巧来找你，你必须帮助他。”（不用说，我从来没去找过希南。）
当时，我正处于想逃避生活的心境，我想多数中年男子都遇到过这种情绪，尽管我的这种人生阶段来得早些，甚至在儿童时期也发生过——逃避厌倦，逃避消沉。如果我是个银行职员，那么我就会梦想背叛人们对我的信任，潜逃南美洲。
上帝保佑那些沉思的岛屿
逮捕令永远传不到那里；
上帝保佑那些仗义的共和国
它们给人们提供了一处安身之地。
吉卜林的诗歌总是那么感染我。可是，我没有可逃避的雇主——只可逃避我自己，我唯一能够背叛的信任是那些爱我的人们的信任。我请一位精神病专家朋友为我安排一次电震治疗，但是，他拒绝了。我仿佛正在寻找回归伯克姆斯特德公共绿地的漫长道路，青年时期我曾在那里玩过俄式轮盘赌[357]，以逃避一段不幸的恋情。
在《爱到尽头》中，我描写了一个恋人，他非常害怕爱情有一天会结束，于是就试图加速这种结局的到来，结束这种痛苦。不过，这次不必逃避不幸的恋情：我幸福地热恋着。当然，困难是有的，甚至恋爱中也有；但是，主要的困难是我自己躁狂阴郁的脾气。因此，就是在五十年代，我发现自己像本迪克斯一样希望恋情早点结束，不过我当时寻求的不是恋情的结束，而是生命的结束。我没有勇气自杀，但是造访扰攘不安的地区成了我的习惯，我的访问不是去寻找写小说的素材，而是去重新获得不安的感觉，伦敦三次空袭期间，我曾乐在其中——在1951年紧急状态时期[358]，我作为《生活》杂志的记者在马来亚旅行了三个月；1951—1955年期间，我在越南度过四个冬天，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费加罗报》[359]报道法国侵越战争；1953年，我在肯尼亚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茅茅”暴动[360]；在斯大林控制下的波兰待了几个星期，尽管在那里我唯一一次忐忑不安发生在我不得不在一段楼梯的拐弯处将一块金表传递给一位音乐家，给他逃往西方的手段（但是，他不想逃跑，我还是把金表留给了他）；1958年，逃避最遥远的一次（我不是说地理上的遥远），逃到了比利时管辖的刚果。
马来亚是我数次逃避中的第一次。
1951年，马来亚上空笼罩着一片道德争议的阴云——到底有多严重，我到了印度支那后才明白。对于英国人来说，战争背离正常，就像情感背离一样。对于法国人来说，战争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是愉悦的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就像通奸一样。“Laviesportive”[361]——这就是一位法国指挥官在西贡南部三角洲一艘小型登陆艇上对我描绘他的生活时说的话，他在一条条狭窄的水道里追杀越盟游击队，两岸的迫击炮火力很容易击中他的小艇。
人说话要公正。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个地理问题。马来亚比较靠近赤道；这里几乎每天下雨，因而总是雾气蒙蒙；疲惫不堪、劳累过度的人们因此而更加精疲力竭，紧急法令时期所产生的工作鲜有人过问：管理劳工的人员太少，种植园主太少。除了隶属于马来亚文职机构的种植园主和官员之外，这里多数人干活都抱着临时观点：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已经登上回家的小船。如果紧急法令时期结束（就像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那样，政府不正式称之为战争），宽松政策就会较快出笼。但是，战争（名副其实地说，应该这样称它）毫无快要结束的迹象。与此同时，整个世界都在激烈争论朝鲜战争是继续还是结束，马来亚那场被人遗忘的战争半死不活地拖着。每天零零星星都有人员死伤：1950年的前十一个月有四百平民惨遭杀害，一个游击队营地被摧毁，三个游击队员被枪杀，六人逃跑。战争就像迷雾：它渗透一切；它消耗精力；它含糊不清。它当然不是laviesportive。
在马来亚所有平民中，橡胶种植园主的处境最危险。马共突击队的打击目标之一就是从经济上毁坏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不值得维系的地区，而马来亚的财富主要是锡和橡胶。与橡胶园相比，锡矿相对比较容易守护，因此马共突击队的主要袭击目标就是橡胶种植园主。那么谁是橡胶种植园主呢？
去马来亚之前我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从一份不同情马来亚状况的报刊那里偶然获得的：他们是隶属一帮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冷酷无情的掌门人，他们从不妥协，对当地劳工实行消极剥削，在当地俱乐部里一杯接一杯地喝stengah[362]，也许还用萨默塞特·毛姆的方式，相互换妻做爱。但是，在马来亚居住不久，我了解到根本就没有种植园主这回事——只有X君或者Y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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