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我在梦中见到的故事编入了一本名叫《真实感》的短篇小说集里。那是瑞典一个麻风病人的故事：这个患者回来请求一位老医学教授给予私诊，而老教授却迫使他去一家麻风病医院，使他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发现，为了讨好一位老态龙钟的将军，医生的住宅夜间成了一个赌场。我现在仍然能够像当时在梦中那样清晰地看见那些乐师拿着乐器从出租车里跌跌撞撞地下车。我是那个麻风病人？我想不是的。我想我是那个医学教授，看到他的住宅变成了赌场而感到困惑不解，我还看见他那个病人的脸从外面花园里朝他窥视。
也许因为童年时我曾经被做过精神分析治疗，所以我写作时各种梦幻总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小说《这是一个战场》的起源就是一场梦，《名誉领事》也是从一场梦开始。有时，以小说人物自居的心理发展得如此深刻，以至于作家会做他的梦，不做自己的梦。在创作《麻风病人》的时候，这种状况就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场梦的一些象征、记忆和联想非常清楚地属于我的小说人物奎里，第二天早晨，我就把那场梦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它填补了故事叙述中我连续好几天未能跨越的一段空白。我想，所有作者都从潜意识中得到过同样的帮助。潜意识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中与我们合作：它是我们藏在地窖里帮助我们的一个negre[584]。当一个障碍似乎无法逾越的时候，我就在入睡前读一下这天写的东西，让这个黑奴代我劳作。当我醒来时，障碍几乎总是已经被移开了：解决办法就在眼前，可信手拈来——也许解决办法是我在已经忘记的梦中想到的。
如今浏览一遍时间跨度从1929年至七十年代前夕我写的短篇小说，我被一个奇怪的事实所震撼——幽默来得很晚，而且突如其来。我在二战期间写的仅有的三篇短篇小说是幽默故事——短篇小说再次成为一种逃避，逃避伦敦空袭和夜间死亡。所以，这些汇编成《我们能借用你的丈夫吗？》的短篇小说——它们都应该是在我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写成的——是一种用幽默方式对死亡念头的逃避——这次我必死无疑了。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
二
“极度恐惧”——三十年代，我曾在伦敦东区警察向阻挡莫塞莱分子[585]游行的人群发起猛冲的时候感受过这种极度恐惧。我在越南短暂感受过这种极度恐惧，那时我发觉自己夹在发艳城外法国伞兵部队和越盟军队之间，不过也遇到过这样的处境：情况相当荒唐以至于荒唐驱散了恐惧。1967年，我第一次作为一名游客访问了以色列。我没有故意寻找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而是在秋季的蓝天底下趴在一个沙丘下，埃及的反坦克炮、迫击炮、小型武器的炮火掠过天空，我禁不住想“六日战争”[586]的说法有点名不符实。很显然，这场战争仍然在进行。
直直趴在沙丘下的我们六个人中，两人是卡车司机，一小时后，他们突然起身，猫着腰朝着五十码开外的卡车奔去，他们的卡车就暴露在不到半英里远处埃及海岸的攻击范围内。我出于自私恐惧地注视着他们（我也许迟早也得走这同一条小道），不过，他们成功抵达卡车；一人发动了引擎，他们消失在大多数炮弹爆炸的方向。我们还不敢随他们去冒险。
我的同伴——陆军少校——躺在沙丘的底部，与我成直角。炮弹碎片削去了他脸蛋的一点皮。当他停止用手帕轻轻敷住伤口时，两只马蝇落在了伤口上，就像一小碟牛奶边上的两只小猫。
此时两点三刻。我在想：这次联合国观察员解决停火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独立战争迄今已经十九年，特拉维夫到西耶路撒冷（尽管困难极大，以色列还是守住了该城）的道路两边依然散落着战争的残骸——小型轻装甲车，汽车残骸上放着像救生圈一样的褪色悼念花圈。它们是神圣的地方，基督教徒很容易忽视它们，然而这种丑陋的immortelle[587]已经深深影响了犹太艺术家的想象力，在国家博物馆的雕塑园里，战争的objetstrouves[588]被安放在垫座上，与亨利·莫尔[589]光滑悦目的雕像，与亚历山大·考尔德[590]漂亮高雅、在耶路撒冷凉爽的空气中来回漂浮的活动雕塑形成了恐怖的对比。突然，考尔德和莫尔似乎属于一个平和、学术、年老的世界。还有另一种由琼·丁格力[591]制作的动力装置艺术——一件像机器一样的黑色、叮当作响的艺术品，颇像被炸过的一小段矿井口，矿工们死的死逃的逃，可是矿井还继续运作一段时间：艺术品的叮当声一直跟伴随着你穿过整个安静的花园。
这个花园的名字起得很不合适：比利玫瑰，它为我们亲眼目睹西奈半岛[592]、走通向艾尔阿里什[593]和苏伊士运河干道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这些地方已经被塔尔将军[594]的部队攻占。这里有更新的战争遗物。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长生：我以熟练度苟到无敌请大家收藏：(m.shuhaige.tw)长生：我以熟练度苟到无敌书海阁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