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用一种风趣的萨帕[633]风格从阿萨姆邦的达克林吉写道：
先生们，
也许在这个时候，大批巡警、戴着假胡子的特工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人已经拥到你们的大楼里询问有关我的情况。格雷厄姆·格林突然成了新闻。几天前，有人非常不友好地夹走了我的包，现金带护照全一锅儿端。我因而责无旁贷地发电报把情况告诉加尔各答高级专员公署的英国代表，请他们安排我去加尔各答。可是他们的想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他们让当地的警察进行核查，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最愚蠢的处理方法。这是一个混乱地区，他们在混乱中发现一个没法证明身份的外国人后，立刻喜出望外的，他们把我视作外国强权的一名特工，专门从事支持敌对的那加人[634]的活动，给他们出谋划策，并且立刻把我关押起来。当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这将成为那篇待发表的那加问题文章的绝妙补遗。今天早晨，两位当地的茶叶种植园主出于极大的善心，出庭保我出狱，否则我将继续在狱中呆天知道多长时间。
此时你们大概已经收到油和洪水。圣诞老人已经北上去了阿姆利则[635]拍摄当地的庙宇和大胡子锡克族绅士的快照。他错过了本世纪最轰动的消息，没能为子孙后代记录下这则独家新闻——英国记者坐班房。我不打算再给他一次机会！
现在我急需一笔钱。请把钱汇到下述地址，立刻（或者尽快）电汇一百左右英镑。确保不出现兑换管控问题，要不也可通过加尔各答“东方朗文公司”安排其他办法转交。
毋庸赘言。开垦丛林必须等我先深深喘口气。那加问题依然是个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每个人都向我断言，现在一切都处于可控状态，坏孩子们正在变得规矩起来。我天生愤世嫉俗，感觉却不一样。要想说服强权我只不过是一名追求真理的新闻记者是极其困难的。尽管我非常希望完成这篇我曾许诺会是最吸引人的文章，但是困难十分巨大。也许他们毕竟不希望真相公布于世。
你们真诚的，
格雷厄姆·格林
我向《摄影新闻》建议，他们可以派我去采访这位在阿萨姆邦监狱服刑的“那个人”，但是，一想到此时正值印度雨季，在与伦敦高级专员公署的一位官员在电话上交谈一番之后，我就吓得不敢去了。这位官员提醒我，如果我要前往加尔各答，那就请事先通知他；否则到达那里时，我有被捕的危险，因为“那个人”已经越狱。他不仅已经越狱，而且盗走了一台打字机、一块手表和有恩于他的茶叶种植园主的一些衣服。一位印度朋友写信告诉了我一些进一步的详情：“现在看来好像他有时称自己是GrahamGreene[636]，有时称自己是GrahamGreen——Greene不加‘e’。他被认为出生在澳大利亚，不过这只是一种（根据他口音的）推测，因为他随身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很久以来，他一直四处游荡，从一个茶叶种植园到另一个茶叶种植园，靠别人施舍生活，过着流浪汉的生活，自称是专业作家。”
“那个人”再次被捕，在印度一所监狱里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尽管如此窘迫，竟然还有一个女人为他辩护，尽管她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他了。这个女人从伯恩茅斯[637]给我写信，求我帮助他。“格雷厄姆·格林先生是个勇敢的人，对原则问题并非无动于衷，尽管由于他居无定所喜欢冒险，他也许已经身陷禁地，但是我确信对他的指控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他的确具有冒险精神：加尔各答的《政治家》杂志报道说，“被告在加尔各答、巴特那、兰契、勒克瑙、密拉特、浦那、孟买、德里以及他地方因一连串案件而受通缉。”对于一个人来说，涉案实在太多了：也许他既是约翰·斯金纳又是梅雷迪思·德瓦格。
将近两年，我没有“那个人”的任何消息；我已经把他忘记了，直到有一天，我正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办事处预订去纽约的机票。“你在纽约只住一晚吗？”那姑娘吃惊地问我。
“不，我吃不准要住多久……”
“可是，我们已经为您预订了第二天从纽约到伦敦的回程票。”
那个旅客会不会就是“那个人”正从印度监狱回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1959年12月他又开始活跃了。那个月，玛丽·比切[638]写信告诉我说：有个漂亮的法国女人去“戴高乐王子饭店”向一位美国商人申请工作。商人在宾馆大厅对她进行了面试，她未能得到那份工作，因为她不会英语速记。在回家路上，另一位美国人叫住了她，美国人自称彼得斯或者类似的名字。他对法国姑娘说，他无意中听见了面试的部分内容，知道她正在寻找工作；而他正在为他的朋友和合伙人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寻找一位秘书，格林即将来巴黎写作两个月，然后花几个月时间周游美国，在美旅行期间，他会四处租房，这是他的习惯，他没法在宾馆写作。她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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