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小說《永別了，武器》初版於一九二九年，譯成中文時初版書名為《戰地春夢》，經人屢次影印翻版，到了解放初期，修訂一次，改名《永別了，武器》。八十年代末再修訂一次，距離原文初版，已有六十年了。其實海明威這個姓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為國人所熟悉。海明威的嫡親叔父威羅畢，百年前就來我國山西省傳教行醫，並且創辦了有名的學府銘賢書院，造就了不少人才，特別是在財政金融界。威羅畢童年時代在農忙中右手食指不慎給玉米脫粒機軋斷，經過八年艱苦奮鬥，刻苦鍛煉，終於成為一名技藝高超的外科醫師。這件事在海明威家鄉廣為流傳，甚至傳說這位叔父曾經為西藏活佛達賴喇嘛治過病。所以海明威十二歲時，也曾一度夢想繼承叔父和父親的事業，當名醫生。[1]
《永別了，武器》是一部自傳色彩很濃的長篇小說，為了幫助讀者了解這位文學大師，特寫幾句概述他生活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他的思想感情和藝術風格。
歐內斯特·海明威於十九世紀末生於美國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樹園鎮。當時美國雖已取得了政治和經濟獨立，但是在歷史文化傳統方面還半依賴於英國。著名作家如歐文、霍桑、愛倫·坡等，盡管作品題材不同，寫作技巧及表達方式卻始終擺脫不了英國的影響：書卷氣重，文句複雜冗長。就以亨利·詹姆斯為例吧。他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位橫跨英美文壇的大師，但是他所繼承的似乎還是喬治·艾略特和霍桑的心理小說的傳統，描寫細膩入微，為了分析及反映人物的複雜心理，採用了從不同角度出發的寫法，繁瑣龐雜，引經據典，詞匯中夾雜著拉丁文或法語。
海明威繼承的是馬克·吐溫的現實主義傳統，為美國文學闖出了一條新途徑。他中學畢業後就當上了記者，為人比較天真，比較富有感情，一時為政客的豪言壯語所迷惑，自願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還有一些未成名的青年作家，例如福克納、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等，都投入了戰爭。後來他們對民主理想幻滅，反應至為激烈，甚至超過英國作家，盡管戰爭是在歐洲進行的，英國的財產損失和青年人的犧牲都超過美國。
海明威戰後寄居巴黎，感覺一切理想都破碎了。他在女作家格特魯·斯坦因的熏陶下，另辟蹊徑，終於寫成了《太陽照常升起》和《永別了，武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遭遇到兩件終生難忘的大事。一是大腿中彈，幾乎成為殘廢，當時的思想是痛恨政客在報刊雜誌上的宣傳，認為什麼“神聖”、“光榮”等等，全是騙人的鬼話。又一件大事是初戀。他在意大利療養時期，結識了一位比他大幾歲的美國護士，戰後她嫁了他人，海明威覺得受了人家的玩弄。這一經歷影響了他後來小說中有關女性的塑造，甚至他的第一個妻子，也是比他大幾歲。
《永別了，武器》初稿寫於一九二二年，手稿在巴黎不幸被小偷扒走，只好重新創作，於一九二九年出版。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間，他除發表了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外，結了兩次婚，他父親患高血壓和糖尿病，醫治無效，飲彈自盡。這些遭遇變化，更使他感覺人生變幻無常，好像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毀滅的危機。他戰時受傷，曾從身上取出幾百片榴彈炮彈片，長期失眠，黑夜上床必須點著燈，入睡後被噩夢折磨，舊病發作起來，理性失去控制，無法制止憂慮和恐懼。由於他反覆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對於一般事物的認識也比較敏銳透徹，所以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和經歷傾注於藝術創作中。例如在《永別了，武器》第二部分中，他把在瑞士的鄉居生活寫得猶如處身世外桃源，就是結合他第一次結婚後的生活體會。再如女主角凱瑟琳的難產，也是他第二個妻子難產的切身經歷，她結果剖腹生下第二個兒子。
海明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這些人悲觀、懷疑、絕望。他們志愿參軍，在戰爭過程中，他們的身體和心靈大多遭受到無可挽回的創傷。他們懷疑一切、厭惡一切，鄙視高談闊論，厭惡理智，幾乎否定一切傳統價值，認為人生一片黑暗，到處充滿不義和暴力，總之，萬念俱灰，一切都是虛空。[2]
其實海明威還不好算是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者。他小說中的人物自有一套嚴格的道德行為準則。在他所描寫的社會中，他也認識到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兩個世界。此外，他還認真探討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海明威的人生哲學，近於接受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理論。他認為人生無比殘酷，和平時期只是戰爭的延續，同樣殘酷、冷漠。但是他又相信世界上還有一些天然美好的事物，可以作為減輕悲痛的調劑。即便是戰爭的血腥大屠殺，其間還可以穿插愛情，作為短暫地解除疼痛的良藥。盡管個人愁腸千萬結，但可以通過狩獵、釣魚等活動，借助於大自然，進行精神治療，不然也可以借酒消愁，解除痛苦。即使這一切都失效了，或者被剝奪光了，還可以表現高度的勇敢和毅力，在重大壓力下保持一定的優雅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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