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晚，我正在睡觉，三哥进来低声说：“阿治，给你个珍稀动物。”说着，他蹲下身，从蚊帐下悄悄递进来一个手纸裹着的东西。三哥知道我在采集珍稀昆虫。纸包内响起虫子腿儿挣扎的沙沙声。那微弱的声音，使我体会到了骨肉亲情。我粗暴地打开那个小纸包，三哥憋着口气似的说：“别让它跑了，你瞧，你瞧。”我一看，是一只普通锹甲虫。我把那只鞘翅类昆虫也放入我采集的十种珍稀昆虫里交给了老师。
假期一结束，我就伤心起来。离开故乡，回到那座小城，在布匹店二楼独自打开行李时，我差点哭出来。在那种孤单寂寞的情况下，我都是去书店。当时，我也跑去了附近的书店。光是见到那里陈列的形形色色的刊物的书脊，我的忧愁就会不可思议地烟消云散。书店一角的书架上，有五六本我想要却买不起的书，我时常若无其事地在那些书前驻足，双腿颤抖着偷看内页，但我去书店，可不光是为了看那种医学性质的报道。因为当时对我来说，任何书都是休养和慰藉。
学校的学习越来越无聊。在空白地图上用水彩画颜料填入山脉、港湾、河流的作业之类，是最讨厌的。我做事比较考究，给地图上色要花费三四个小时。还有历史什么的，老师特意嘱咐我们准备笔记本记下讲义要点，可老师讲课如同照本宣科，我自然只能将教科书上的文章直接抄下来。尽管如此，我对成绩仍不死心，所以每天的作业还是尽力完成。一到秋天，小城的各所中学就会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比赛。来自乡下的我，连棒球之类的比赛都没看过，只是读小说记住了满垒、游击手、中场手等术语，尽管我很快就学会如何看懂棒球比赛，但也没能达到狂热的程度。不光是棒球，网球也好，柔道也罢，每次和其他学校比赛，我都不得不作为啦啦队的一员为选手们鼓劲助威，那使我的中学生活变得更加讨厌。啦啦队有个队长，他一旦故意穿得脏兮兮，手持太阳旗图案的扇子，登上校园一隅的小山包做演讲，学生们就会高喊：“脏鬼！脏鬼！”为他的扮相欢欣雀跃。比赛时，每到一场比赛的间歇时间，队长便挥动扇子，高喊：“全体起立！”我们应声起身，挥舞紫色的小三角旗，齐唱啦啦队歌：“好对手呀好对手，我当勇往直前——”我觉得很丢脸，便找机会逃回了家。
不过，我也并非没参加过体育运动。我面色青黑，坚信是“按摩”所致，所以一旦有人说我脸色差，我就会惶恐不安，仿佛秘密被人公之于众。我无论如何都想改善气色，于是开始锻炼。
我从很早以前就为这气色所苦。小学四五年级时，从三哥那里听说了民主主义这种思想，甚至听见母亲也向客人们抱怨说，因为搞民主税金猛涨，收获的大米几乎都用来缴税了。那使我对这种思想感到恐慌。而且，我一边在夏天帮男仆们割除院里的杂草，冬天帮忙清扫屋顶的积雪，一边教他们民主主义。后来才知道，男仆们并不乐意我去帮忙。似乎我割过的草，过后他们还得重割一遍。我试图借帮忙的名义改善气色，劳动了那么久却并无好转。
上中学以后，我想靠运动锻炼出好气色来，天热时，一放学就下海游泳。我喜欢蛙泳，就是像雨蛙一样展开双腿的游法。因为脑袋要从水里笔直探出，所以能边游边看见波浪起伏间的细纹、岸上的绿叶、天上的流云。游泳时，我像乌龟一样尽力把头伸高，因为我想让脸尽可能地靠近太阳，以便早日晒黑。
另外，我住的房后是一片开阔的墓地，于是我画了一条百米跑道通向那里，一个人开始认真跑步。墓地周围满是高耸的白杨树丛，我跑累了，就边读浮屠上的文字边信步闲逛。“月穿潭底”“三界唯一心”之类的句子，我至今难忘。某日，我在一块生满地钱、潮湿发黑的墓石上，发现了“寂性清寥居士”这名字，一时心旌摇曳，便用食指蘸泥在墓前新奉的纸莲的白叶上，如幽灵所为一般，隐约划写下某位法兰西诗人的警句：“我正在土下与蛆虫同戏。”次日傍晚，跑步之前，我先去察看昨天的墓碑，却见文字已被清晨的骤雨洗刷一空，莲叶也到处破烂，令亡魂的近亲尚不及哭奠一番。
我权当玩乐，但跑步终究越来越娴熟，两腿肌肉也圆鼓鼓地隆起，面色却仍无改观。黧黑的表皮底下，沉淀着令人生厌的混浊青色。
我是对脸感兴趣的。看书看腻了，就掏出小镜子，或微笑或皱眉或托腮沉思，对那些表情百看不厌。我定是掌握了能逗人发笑的表情，只要眯眼皱鼻，微微噘嘴，就像小熊一样可爱。不满或困惑时，我就会做出那种表情。四姐当时在镇上的县立医院内科住院，我去探病时就对她做出那种表情，笑得她捂着肚子在床上打滚。四姐和家里带来的中年女佣住在医院，只有她们二人，生活非常寂寞，所以她一听见医院长廊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就已然欢呼雀跃。因为我的脚步声格外响亮。我若一周不去看四姐，她就遣女佣来接我。那女佣一脸认真地说，我若不去，本就发烧的姐姐体温更会莫名其妙地升高，病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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