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该我开玩笑了。“我没有去海地的签证，”我说。我时机选择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没有签证，我们不能带他，”达美航空的官员说。
“海地大使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十点半。”
“我们带他去市区签证，你们必须把他安置在下一趟航班上。”
“我正在回英国的途中，”我说，“我不想去海地，我不要申请签证。”
这下全乱了套，就让他们去琢磨如何解决吧！我悠闲地溜达到机场大厅的电报局，我在那里给伦敦路透社发了一个电报：“波多黎各的美国当局正在把我往海地驱逐出境。要想获得背景资料，请致电我的秘书，电话号码××××。”我难得对公众的关注表示欢迎，这是其中的一次。回到达美航空柜台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商量好了解决办法——或者说他们自认是这样。达美航空的官员发电报给他在太子港的经理，让他设法征得海地人的同意，让我着陆。我想暂时还是别制造更多麻烦的为好，两名侦探一边一个把我像VIP一样护送到舷梯口。我们延误了一点时间才起飞。
我刚解开安全带，机长就在我身边坐下。“遇上点麻烦？”他同情地问。
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噢，”他说，“我自己也曾是个共产党员。”
他对我说了他的经历：他曾经是个好莱坞演员，被列入了黑名单。于是他成了达美航空的机长。我心里在琢磨，飞机上所有这些蓝头发的女人要是知道她们的机长曾经是个共产党员，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我说，“你将继续飞往哈瓦那，对吧？”
“是的，然后去迈阿密[479]。”
“如果我跟你去哈瓦那，你不介意吧？”
“我很乐意让你搭机，”他说。
飞机在太子港降落的时候，我看见那位达美航空的经理在停机坪上来回踱步。在海地逗留的两周期间，我曾多次遇见他，不知什么道理，我有点不喜欢他。当我走下舷梯的时候，他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
“你真的造成了很多麻烦！”他说。“我不得不去了这里的外交部，劝他们允许你在海地过夜。然后我们送你去牙买加。”
这下我火了——我毕竟刚度过一个睡眠严重不足的夜晚。我说，“我又不是一个该死的包裹，你们不能随意把我送到任何地方。”
“嗯？”
“我乘这架飞机去哈瓦那。”
“你不能乘我的飞机去任何地方。”
这时，机长加入了我们的争辩。他说，“我愿意用我的飞机带这位先生去哈瓦那！”
这是一出绝佳的社会主义戏剧：优秀的共产党员勇敢挑战邪恶的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剧场里，结局从来没有悬念：经理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我们起飞前往哈瓦那之后，女乘务员开始分发彩色的卡片。“它们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前往迈阿密的旅客过境卡。”
“我能要一张吗？”
她给了我一张。我想在某种情况下这张卡或许有用，尽管在那些岁月里，作为一个英国臣民，我可以没有签证入境。
我们在哈瓦那着陆后，那些前往迈阿密的蓝头发女人出示她们的过境卡，急匆匆通过了边境检查；那样好像可以较快通关；于是，我也出示了过境卡。然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旧城区一家我熟悉的宾馆，洗了个热水澡后上床睡觉。这趟旅途非常累人，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阵电话铃惊醒了我。
“谁啊？”
“是格林先生吗？”
“是的。”
“这是《纽约时报》。我们接到路透社的消息，说你正在被驱逐出波多黎各？”
“是的，我被驱逐了。”
“消息说驱逐去海地，但是我们发现你已经去了哈瓦那。”
“对。我比较喜欢这里。”
“我们试了所有大宾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你会在这家宾馆。”
“我最喜欢这家宾馆。”
接完他的电话，我试图再次入睡。但是电话不停地响，我发觉自己不得不进行同样的交谈。这次是当地《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他要我证实路透社的消息。随后他说，“也许我应该提醒你。”
“什么事？”
“我试图寻找你的时候，与移民局的官员交谈过。他们相当吃惊。他们说你根本没有通关。他们正在到处找你！”
他们压根儿没找到我。巴蒂斯塔[480]时期警察不太能干。
二
《爱到尽头》1951年问世——现在是1955年，我刚写完《文静的美国人》。逃避的情绪依然存在，不过，这一次我没逃多远，只到了蒙特卡洛[481]，在“巴黎宾馆”享受了几周奢华的生活（可用我的所得税作为业务费用支付），在卡西诺赌桌边耗掉大量时光（我想我赌输的钱或许也可以合法地由所得税支付），写一部我希望是有趣、多情、令人喜爱的novella[482]——某种让我的朋友或敌人都感到意外的作品，书名将叫作《赌城缘遇》[483]。名声就像死人的面罩。我要撕碎这张面罩。
我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床上用早餐，写作至十一点，午餐前在卡西诺赌场的餐厅花一小时，午睡，在餐厅再花两小时，晚餐，随后在私人房间从晚上九点一直工作到子夜。我从来没有找到一种系统赢钱的办法，但我也没输。逗留结束时，我赌赢了四英镑——一个很不光彩的数目，在赶飞机前，我急忙全部输掉。这是一段很愉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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