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我是在1954年从波多黎各被驱逐出境的，我将永远怀着愉快的心情牢记这一时刻。人生并不能经常遇到喜剧性事件，我们得珍惜这种喜剧所带来的乐趣，在倒霉的日子里细细品味。
根据《麦卡伦法》[475]，我成了一个被禁止进入美国的外国人。19岁时，出于好玩，我在牛津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在我短暂与他们在一起的期间，我每月给党的基金捐献四张六便士邮票。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灵敏地发现了这样一些细节，而是我自己相当天真地透露了这些信息，因为我信任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我碰巧将在布鲁塞尔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进行一场辩论，那位一秘告诉我美国国务院急需一些能揭露《麦卡伦法》荒唐的案例。所以，我就对《时代周刊》的记者提到了我的过去。
塑料帷幕立刻落了下来，直至约翰·肯尼迪当上总统后才重新开启。如果我希望访问美国，我不得不向华盛顿司法部长申请特别许可——通常这需要约三周时间，我的逗留时间被限制在四周。我必须通知美国当局我乘坐哪班飞机到达哪班飞机离开，神秘的字母和数字印在了我的临时签证上，有了这些符号，在通关时肯定总要耽搁很长时间。我相当喜欢这种游戏——如果我想拒绝出版商的邀请，那么这是绝妙的借口。第一次我发觉这种限制有点不方便是在1954年。
我与我的朋友彼得·布鲁克[476]和卡波特[477]暂住在海地（当时是一个相对幸福的国家），我想走最快捷的航线回英国，也就是乘达美航空到波多黎各的圣胡安，然后转乘泛美航空的飞机去纽约，再从那里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去伦敦。我去见了在太子港的美国大使，说明我的问题，问他能否给我签发一份过境签证，以避免我向司法部长申请的所有耽搁？他很同情，但告诉我不行。不过，我能做的是——他向我保证那样做是相当合法的——不持签证过境，如果我不反对被锁在圣胡安和纽约机场的一个房间里。
我不反对，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的计划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
晚上九点半，我的飞机抵达圣胡安，我的转航飞机两小时以后起飞。一个身穿卡其黄制服个子高大满面红光的男子带着敌意地看了一眼我的护照和那些神秘的符号。
“当过共产党员？”
“是的。18岁时当过四周。”这是我漫不经心的套话。
他叫我走出队列，等他有时间再来处理我的事情。他的语气不友好，此刻我真切地感到我的这次旅行将会不同寻常。我一阵兴奋，坐下阅读起吉夫斯和伯蒂·伍斯特的一次冒险活动。如果造成航班延误的唯一理由是“机械故障”或者“进港飞机晚点到达”，那么搭乘班机旅行会多么枯燥乏味！现在延误的理由终于有点不同了。
几乎一个小时过去了，后来那个移民局官员粗鲁地召唤我跟他走进一间小办公室。他关上门，将他沉重的身躯倚靠在门上，好像预料我要突然逃跑似的。在桌子的另一边坐着他的上司，此人四十多岁，模样讨人喜欢，显得聪明伶俐，他请我坐下。他说，“恐怕我们不能让你转机了。”
我向他转告了美国大使所说的话，但是大使对移民局没有任何影响。
“明天早晨我们安排你乘飞机回海地去。”
我说，“你把我锁在酒吧里吧，那样我可以喝一杯。我很渴。”
那个粗鲁的家伙不满意他上司客气的做法。他想让我安分点儿。“对你来说这将是个禁酒的机场，朋友。”
不过，这不是一个禁酒的城市。他的上司比较通融。“如果你用名誉担保不逃跑，那么你就能在圣胡安的一家旅馆过夜。”
“我没有美元，”我说，尽管严格地说此话不完全真实。
“山姆大叔[478]会付的，”他说。
他叫来两名便衣带我去一家宾馆。在我们驾车进城的路上，他们解释说他俩将睡在我的隔壁房间，早晨六点半带我去机场。我这才想起我没有回海地的签证，我只好对着自己苦笑。美国公民不需要签证，所以没人会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还不打算开导他们。
驾车途中，我们变得很友好，我请这两名官员与我一起在宾馆的酒吧喝威士忌酒。我们喝了一轮，然后第二轮——反正山姆大叔付钱，我尽量慷慨。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官员说，“好像很可惜，他没能游览一下圣胡安！”
“我们开车带他去转转吧，”另一个官员说。
我没看到多少市容面貌，圣胡安的街道昏暗，街上几乎没人还在转悠——有一次，一个裹着沾染血迹的绑带的人蹒跚着闯进我们汽车前灯的灯光里——不过，我看见许多酒吧。早晨一点半，我的一位“同伴”已经觉得两脚很难站稳了，我建议：该上床睡觉了——如果我真的必须六点半起床的话。
清晨，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交谈——一名侦探酗酒后严重宿醉。我们随着一队公务人员朝着达美航空公司的柜台向前走去，另一个比较清醒的侦探出示了他的警徽。“你们把这位先生送上去海地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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